学乎其上,得乎其中,学乎其中;得乎其下。
古人所言之“治学业”
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。
凡有所成者,无一是三心二意,轻言放弃之辈。
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,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
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,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,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。
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:同治十一(1871年)年正月,曾氏已如风中残烛。
二十三日这天,他“病肝风,右足麻木,良久乃愈”
。
二十六日,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,途中在车上“背诵《四书》,忽手指戈什哈,欲有所言,而口噤不能出声”
。
他自知油尽灯枯,将不久于人世,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——读书。
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((二程全书》,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二月初二,曾又发病,“因告二子,丧事宜遵古礼,勿用僧与道”
。
是夜仍读(仁程全书》。
二月初三,早饭后清理文件,阅《理学宗传》,晚饭后阅书中《张子》一卷。
《理学宗传》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。
次日即逝世。
就凭最后这一点,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。
“坚持”
二字笔画不多,说起来也不难,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?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,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。
曾氏治学,强调有志、有识、有恒。
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,首先要有志向,第二要有见识,第三要有恒心。
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;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,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;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,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。
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,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。
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:“读书之法,看、读、写、作,四者每日不可缺一。
看者,如尔去年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韩文《近思录》,今年看《周易折中》之类是也。
读者,如《四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佐传》诸经、《昭明文选》李杜韩苏之诗、韩欧曾王之文,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,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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